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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王崴漢;設計/黃禹禛)
台灣篇

人民當頭家──台灣如何從威權體制走向民選總統之路







 

1949~1991:「兩蔣」政治到半威權時期,全台戒嚴

總統這個職務的確立,來自1946年制訂、1947年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當時的《憲法》規定了許多重要政治位置的功能,包括總統、國民大會以及五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等等。代表人民的國民大會(簡稱國大)由人民選出,總統再由國民大會選出。
從蔣家父子過世、黨外人士組黨、解嚴,到1990年代後推動一波波「修憲」工程,台灣一步一腳印踏上民主化體制壯闊之路。
當時,雖然社會普遍對「修憲」有共識,但對於總統的「選法」、「誰選」以及整體政治制度的選擇要偏向「內閣制」還是「總統制」,爭辯眾多。有一派希望總統「委任直選」,但最後仍是由「人民直選」的做法變成最終的決定。
人民直選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因為讓明確範圍內的人民選出自己的總統、立法委員,同時也有自己的統治組織、海關和軍隊,更加確立了國家的定位和統治的正當性。

1991~1996:從修憲到民選總統,自己的總統自己選

自從「總統直選」變成台灣最重要的民主化待辦事項,下一步就是訂出實質辦法。這個調整規則和體制的時期,被稱作「民主制度化」階段。
選總統的規則,是被訂在《憲法》之內的,所以「憲法修正」(修憲)就是最關鍵的步驟。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比喻,修憲的邏輯就像是幫台灣量身訂做符合時代潮流的衣服,透過這些裁剪的工程,一步步把制度導向民主。然而修憲程序極複雜,從1991年首次修憲算起,一路修到第3次(1994年),才把總統直選的做法確立下來。
「在特定地理範圍(台、澎、金、馬)用直接選舉的方式選出最高統治者」也意味著有領土、人民、政府的我們,是擁有完整的政治體制且有內部正統性的國家,和中國實質上切割開來。
這種「國家級」的行為在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眼裡是重大危機。因此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大選期間,中國向高雄和基隆的外海發射飛彈,展示封鎖能力,敵意高張。美國也因此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協防,這在當時被稱作「第三次台海危機」,由此更可見總統直選的歷史意義。
總統直選是民主轉型的最後一道程序,但明確的制度能否在複雜的社會裡實踐,才是考驗的開始。

1996~迄今: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期,換人做看看成常態

1996年總統直選後,台灣朝向不進則退的民主鞏固邁進。這個階段的觀察重點是:台灣的制度完成民主化後,全國人民能否依照新規則,持續在民主國家的軌道上。
其中一個觀察重點,是台灣已發生3次「政黨輪替」,代表民主機制運作十分穩定。
台灣自總統直選以來,大致維持著每2任政黨輪替1次的頻率,這代表著台灣人民並不執著於特定強人政治的文化,有著「換人做做看」的彈性。林佳和指出,民主化多年的台灣,人們已習慣不把政治人物神化,這是民主國家比較常見的現象。小笠原欣幸也曾分析「台灣式民主政治」的選民特色,歸結出台灣民眾「我最大」、「居上位者」和「阿莎力」的3種特質,因為抱持著手上的票能翻轉政治、民意能懲罰做不好的政黨,讓政黨輪替變得相當正常。
這也代表雖然台灣民主化歷程只有短短30年,目前都還能照著這套民主制度運作。但制度之外,與中國的關係政策、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國會的組成、族群衝突及選民的國家認同,都還是牽動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但對於台灣民選總統制度的執行狀況,小笠原欣幸下了「民主燈塔」的評價:「只要有總統選舉,台灣的民主政治就會長久延續下去。只要有總統選舉,燈塔就會持續釋放光芒。」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游清鑫則從選民的角度解釋,選總統就是一個人民授權的過程,意味著「來管我的人,是經過我授權的」;反過來說,即人民選出領導人後,同意「被管」。因此人民能夠審慎評估台灣現有的選擇,以選票投出自己的判斷,是至關重要的事。
至於,2024年的總統大選,除了觀察是否會再度出現政黨輪替外,也可觀察新政府接下來的組成,特別是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是否過半,這些都是明確能影響國家政策的關鍵因素,考驗著台灣的民主實踐。

【後續與迴響】(2024.01.13)

2024總統大選於1月13日投開票,由民進黨推薦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以558萬6,019票、得票率40.05%,當選台灣第16任正副總統。他們將接棒現任總統蔡英文,展開民進黨連續執政的第三任期,是台灣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首次有政黨打破「同一政黨執政不超過8年」的政治定律。此次總統大選選舉人數共有1,954萬8,531人,投票人數1,404萬8,310人,總計投票率為71.8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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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和
林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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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博士、德國布萊梅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專長憲法學與國家學、勞動法學、法律社會學、國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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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是一個喜歡看電影與聊天的平凡人,有時也會喜歡孤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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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澎湖,20歲當兵時,離開澎湖到台灣,見到了從未看過的高山、河川、火車,開啟了眼界,同時也接觸了台灣本土文學,試著從自己的雙眼和文學作品裡瞭解台灣。當兵時,買了生平第一台相機,從此相機成了他探索世界的工具,代替雙眼,記錄下所見的土地與人、事、物。 30歲到台北投入媒體工作時,幸運地趕上了從戒嚴到解嚴,台灣政治氣氛轉變的時刻。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街頭抗爭、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報禁解除、媒體百家爭鳴,身處動盪的時代,每天拿著相機,真槍實彈地操練。因為媒體工作有了扎實的攝影訓練,那段時間,白天採訪新聞、下午則拿著相機,遊走在不同的角落,記錄著整個城市的轉變,對攝影充滿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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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報導者》記者、攝影師。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以前喜歡做廣播,現在更常背著相機。沒有改變的是我對聽故事還有說故事的熱忱,以及追求友善社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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