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輔制度篇】負荷超載、缺人缺支持的教育現場,如何提早發掘中小學憂鬱高風險個案?
刊出日期 2025.04.10
那些突然掉入心靈黑洞的孩子

升上小五的小靜,原本懂事乖巧、自律負責,某天無預警地說再也不想來學校,對上學有嚴重焦慮,出門愈來愈困難,言行舉止判若兩人。家長求助過精神科醫師、諮商心理師,連民俗療法都試過了,但進展十分有限,醫師判斷可能是情緒障礙引發的拒學,但原因不明,需要更多時間耐心陪伴、觀察與等待。
班導師很關心小靜,同時也反覆自責,是否因為自己哪裡沒做好才導致學生拒學;同學也打電話來邀她回學校,但小靜好像失了魂似的,只是搖頭,什麼也不說。小靜的父母每天都在與孩子拉扯,心力交瘁。
這是前國語實小校長林玫伶曾經陪伴過的一個拒學孩子。她和家長花了8個月的時間,「所有人一起撐住,因為這不只救一個孩子,還救一個家庭。」林玫伶回想,當時家長原本都要替孩子辦休學了,但她擔心孩子愈久不到校,愈不敢回學校,便以不休學為前提想辦法拉住孩子,「如果不能進班,進學校也好;如果孩子不到校,我就去家裡找人,走到哪就是把這孩子『拎』在身邊。」
林玫伶提到,這樣的作法也有其他學生有意見,「為什麼只有小靜可以不進教室,可以在校長室晃來晃去?」還有學生家長反映,「怕學生有樣學樣。」林玫伶馬上召開個案會議,又安排班級輔導,讓其他學生了解小靜為什麼會有特殊待遇。她對大家說:「小靜的心理『感冒』了,需要時間恢復健康。」就這樣,班上悄悄出現了變化,一些女生下課時還會去校長室找小靜出來玩,家長和老師也不再質疑。就這樣持續了8個月,一直現在,小靜度過那段內心的黑洞期,生活與就學回歸正常。
「這可能是我教育生涯遇過最大的挑戰,也是覺得最大的『成就』,」但林玫伶回想,當時除了全力陪伴,也沒有特殊的技巧,「至今也無法知道孩子突然掉入『黑洞』的確切原因。」
新世代兒少面臨多重的心理困境,近年如小靜陷入憂鬱泥沼的孩子愈來愈多,孩子可能也說不清楚自己內心的憂鬱或焦慮,但每一個出現心靈危機的孩子,都需要仰賴專業輔導人力及時介入、長時間照顧與陪伴。目前教育部在各級校園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設有「專業輔導人員」提供學生諮商和輔導資源。現場的挑戰日益增加,但輔導人力明顯不足。
什麼是三級輔導制度?
- 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
- 介入性輔導:針對學生有個別化輔導需求或適應欠佳、行為偏差,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及早辨識、發現,即時介入,依其需求訂定個別化之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或進行轉介。
- 處遇性輔導:針對學生嚴重學校適應困難或遭遇問題、行為偏差、重大違規行為,或有其他須持續輔導之需求者,配合其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專業服務,提供個別、持續介入、處遇及追蹤輔導。
然而,我們實際採訪發現,《學生輔導法》訂定至今10年,不只專輔人力仍然不足,國中校園裡需要接受心理輔導與諮商的學生又逐年增加,甚至曾碰上主管機關「柔性勸退」學校通報的例子。中小學孩子心理健康問題如同被稻草掩蓋的火苗,孩子與老師,都缺救火的資源和後盾。
現況1:專輔師人力不足、心理諮商師只能「巡迴」

目前無論學校的專任或兼任輔導教師,或是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輔諮中心)統籌聘用的專輔人員,都未達法定人數。尤其是國小12班以下和國中6班以下的小校,多以共聘專輔教師的方式因應。依照教育部統計,國中預計要到114學年、國小最快116學年才能聘足專業輔導教師員額。
去年(2024)11月底新通過的《學生輔導法》修正案,在各界期待下調降班級數配比,增加校園專業輔導人員。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從原本的24班,調降至每20班增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國中自15班調降至每12班增置一名,預估修法後中小學將再增加603名專任輔導教師,總數將達5,942人。
「大門打開了,卻未必找得到符合資格的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培瑜指出,《學生輔導法》制定以來,一直都有輔導教師人數不足的問題,主要是源頭師資培育制度的量能不足,國小和國高中培育管道不同,國小一年只能培養出200名專輔,「現在國小還缺1,000多名專輔教師的情況下,再調降編制的班級數門檻,一樣可能找不到專輔教師。」
除此之外,目前以全校的「學生總數」作為專輔教師的配置依據,而非依各校真實需求來評估,也可能衍生新的問題。
新北市思賢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劉馨如認為,雖然有些學校學生人數不多,但可能因為學生家庭結構或特殊的文化背景,中輟、中低收入家庭或是高風險家庭比例高,學生的問題類型複雜,應根據學校不同需求增加彈性做法。例如針對輔導個案數或是開案數高的學校,規劃另外協助的人力,規定不該訂得太死。
不只是學校專輔教師人力短缺,整個系統性的資源也不足。從輔導老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到三級輔導轉介後的專業醫療資源,都存在嚴重缺口。
目前在三級輔導中協助最嚴重與困難個案的社工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由各縣市的輔諮中心統一招聘與調派,各縣市制度不一,多數為一人負責5~6間學校,採駐區或駐校巡迴的方式入校協助。但不少縣市輔諮中心的長期招不到專業人力,也讓學校的輔導老師經常被迫身兼社工或心理師等多重角色。
陳培瑜表示,各縣市輔諮中心人員流動率高,且管理主任並非心理相關專業或是有輔導背景者,卻要去帶領專業輔導人員,專業有落差。再者,輔諮中心的人員為約聘制,跟外面執業的心理師收入差異很大,導致流動率高,也難以提供個案完整、連續性服務。因此,《學生輔導法》修法後,除了國中小學專任輔導老師的班級數配比調降,各縣市輔諮中心可再增聘200多名專輔人員外,也在附帶決議中提升心理師的薪資待遇,都是希望能留住專業的校園輔導人力。
現況2:自殺通報流於形式、老師學校缺後援

「有一年我們通報了3位有自殺意念的個案,下學期就收到衛生局公文,請我們評估學生有『自殺行為』再通報。」一名資深國小輔導老師透露,學校現場遇到孩子狀況百百種,但行政程序通報規範卻從嚴,第一線學校壓力很大,有時真的很難判斷,就怕孩子出現明顯自殺「行為」就來不及了。
依照現行《自殺防治法》第11條規定,學校人員應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這裡所指的「自殺行為」包含「自殺企圖」及「自殺死亡」。前者指已經採取實際行動,或已表達有具體計畫(如:時間、地點)、 準備好自殺工具等;後者則指個案已實際行動,且已身亡。但若只有自殺意念,代表個案僅表達有自殺或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不在強制通報的規定中。
這名老師向《少年報導者》表示,曾有學生一碰到情緒崩潰,就會衝到高樓層的教室後陽台,一站就是好節課不離開,雖然學生沒有直接表達「想要自殺」,但大家也都擔心萬一有什麼閃失,還是會硬著頭皮通報。老師們的視線都不敢離開孩子,「放學還偷偷跟在這個學生後面,不敢讓他自己一個人回家。」
也有輔導老師說,有時候評估孩子雖然沒有積極的自殺行為,可是意志十分消沉,不吃東西、不出門,家長也無能為力;有的則是在聯絡簿圖畫透露厭世感,家族兄弟姊妹又有憂鬱症病史等情形,老師在多方考量下,會選擇對外通報。
目前的通報系統分為教育部的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簡稱校安通報),以及衛政系統的自殺防治通報。各縣市衛生局一收到自殺防治通報,會委派轄區的自殺關懷訪視員了解個案狀況,與家中主要照顧者聯繫,並提供免費的校外心理諮商,或評估是否需要轉介家暴兒虐、社會救助、醫療等其他相關資源。
對於狀況不明的孩子,就算無法完全判斷與掌握,多數學校和老師傾向先進行校安通報。行動背後,其實也是老師們的「呼救」。
「有時候是希望引進更多資源進來,或是設法讓小孩的困境被看見,」劉馨如說,要單靠通報完全解決自殺的意念或行為是不可能的,後續學校還是得持續對學生輔導和關懷。有時候小孩具敏感特質,或是家長對校方懷有敵意等,不一定願意接受學校的介入,此時若有校外的資源進來,小孩或家長願意找人談的機會可能會提高。
「現在的通報機制更像是免責動作,其實我們更想知道,通報了,然後呢?」也有專輔導老師指出,多數自殺關懷訪視員的責任區與訪視案量大,經常在致電學校確認學生沒有生命危險,或得知有學校輔導資源介入後就結案,感嘆通報僅流於形式,幫助有限。
現況3:諮詢輔導擔心被「貼標籤」,老師的協助無法對應重大創傷
身為協助孩子們處理情緒困擾的輔導老師、社工師、心理師等助人工作者,承受各種巨大壓力,也是心理健康的高風險族群。一旦不幸碰上孩子輕生,他們也可能出現替代性創傷,需要支持體系照顧。
教育部從2024年起擴大補助「教師諮商輔導」的額度,各縣市大多委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等專業機構,接收老師申請案並代為媒合心理諮商所、行動心理師等。符合現職教師資格及教保服務人員,每人每年至多使用6次個別諮商或個別輔導。
不過,這項政策反應兩極。以新北市為例,申請案量大,經常預約都是額滿狀態,讓有需求的老師納悶「真的可以申請到嗎?」但也有不少老師擔心,「一旦提出申請,就會被學校的人事單位知道,恐怕被貼上標籤。」
新北市中和國小社工師高嘉鞠觀察,現在多數現場的老師和助人工作者都還是屬於「肉身拚搏」型,講好聽叫做「自我照護」,其實就是自己想辦法活下來。她建議,現有的教師支持系統應該要針對教師在面臨助人工作時可能遭逢的重大事件傷痛,提供相對應的支持。他們所遭遇的情況可能有別於一般性的心理諮商談話,例如:長期陪伴的個案最後還是選擇自殺,或意外過世、被帶走安置等,內心所面臨的挫敗感或失去工作的意義感等,因此需要對症下藥,才能幫助有類似經驗的老師們跨越難關。
一個自殺背後可能有數十個自殺意念、串聯資源接住每一個孩子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王麗斐表示,目前心理與輔導人員培育的速度遠遠趕不及校園現場的需求,建議採取多元介入方法,推動學生輔導工作,開發多元輔導方式,陪伴學生面對各式心理挑戰。在專業人才不足方面,可同步開拓多元的專業人才培育與認證方式,建全穩定諮商輔導專業人員的工作環境,以降低流動率;或是鼓勵有諮商、輔導相關背景的學生也來修教育學程,逐步補齊介入及處遇性的輔導人力。
當前學校的輔導機制也需要大家一起來合作。王麗斐認為,從建立校內的支持網絡開始,強化全校性的發展性輔導工作,提升每一位教師與學生的心理健康知能。此外,也可結合政府政策推動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預防於先,落實友善校園基礎,不僅可減輕專業輔導人力過度負荷的問題,才能全面照顧到更多學生。
高雄市七賢國中輔導主任蔡思怡則呼籲,政府應主導整合社區與學校的力量,由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三方攜手建立「社區輔導資源協力平台」,彙整各行政區可供學校連結的資源單位,如心理師、社工師、家庭教育中心、青少年福利機構等窗口,減少輔導老師需要四處尋找資源的難處。補助學校辦理駐校心理師合作方案,由政府提供資源聘請社區的心理師駐校,讓學校不分學生人數多寡,都能建立導師、專輔、心理師的「三角支持網」。
學校間也可以在社區建立輔導支持聯盟網路,邀請幾所鄰近國中小結盟建立互相支援的平台,透過專業共享、個案協商、危機共同備援來分擔風險。針對親師溝通上最困難的「學生明顯需要幫助、但家長抗拒」個案,學校應規劃家長心理沙龍、親職諮詢合作計畫,讓家長理解早期介入的重要性。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所長張書森指出,自殺身亡僅是露出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一個自殺身亡背後可能有10~40個自殺企圖(attempt),每個企圖背後可能有10~20個自殺意念/想法(ideation)。在每個意念/想法下,則是自殺行為的風險因素,包括精神疾病、挫敗感、孤獨、羞辱的經驗,以及情緒調節困難、因應技巧不足等。
他以長年研究自殺防治的經驗建議,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所倡議的「社會生態模式」,從社會、社區、家庭與個人層次,採用多元策略來支持兒少的心理健康與減少自傷與自殺。在社會整體層次,應該規劃與實踐以兒少心理健康為核心的政策,以及將心理健康的概念融入主流課程,並儘量讓兒少參與到心理健康促進策略的規劃。
在社區與學校層次,校園的三級輔導工作可和校外社區裡的心理衛生與社會服務資源連結,不限於學校原本熟悉的輔諮中心資源,精神醫療資源也可透過政府的計畫補助,進入學校提供諮詢與轉介服務。最終是學校領導團隊可以體認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進行全校性的心理健康促進。
從家庭層面,除了幫助孩子本身,也需要支援背後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經濟弱勢與高風險家庭提供援助及兒少的照顧,結合社政系統的資源,例如讓家事商談與家事服務可以連結心理支持服務。從孩子個人的層面,可以提升兒童及青少年與周遭成人的心理健康識能,重點要增加兒少獲得心理健康照顧服務的可及性,幫助他們發展在危機中能主動求助的能力,以及同儕間互助的文化。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不需等到孩子跌倒才有人伸出援手』的系統,每一個願意提早介入的資源,都有可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人生軌跡,」蔡思怡說,不該讓輔導老師成為單打獨鬥的孤島,而是成為連結社區資源、推動多方協作的橋梁,才能接住每一個需要溫暖的孩子。
報導仔關心你:珍惜生命,勇於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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