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4歲】呂忠翰：打赤腳登上人生第一座百岳，和山成為交往一輩子的「好朋友」
刊出日期 2025.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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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父母到台北工作，我是在彰化鹿港鄉間跟著阿公、阿媽身邊長大的孩子，因為臉紅紅肉肉的像顆蘋果，阿公都叫我「令果」，身邊的朋友們也都跟著「阿果」、「果果」的叫我。
阿公、阿媽平時忙著務農不太有時間管我，記憶中，我的小學生活除了下課在校園裡跑來跑去、用橡皮擦屑逗弄隔壁女生，進教室上課就開始睡覺。那個年代體罰是家常便飯，老師不管大考、小考老要求90分起跳，但我都是考1、2分的那種，多數時候我都在罰站、罰寫，或是排隊等著被老師打手心。
到體制外學校「改造」，被原住民老師打開「學習開關」
五、六年級時，我連一個句子都寫不完整，只能寫注音、甚至注音還拼錯。成績實在太差。爸媽擔心我之後可能沒有辦法進入一般體制內的國中就讀，當時舅舅粘峻熊在新店創辦森林幼兒園，建議可以把我送到體制外的毛毛蟲學苑（今信賢種籽親子實小）念書。
在那裡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上課可以不一定要在教室裡。當時體制外教育才剛起步，不像現在蓬勃發展，因為舅舅的關係，認識到發起 「410教改運動」的黃武雄教授，我很常跟著他們上街頭參加各種遊行，那段經歷也一直影響到我現在做的事情。
剛到毛毛蟲學苑的時候，我沒有朋友，每天都坐在教室裡發呆。某天，有位老師進來教室問我：「想到要幹嘛了嗎？」他帶我仔細認識校園，讓我慢慢信任他，才知道原來這裡每位老師的專長興趣都不同，有的老師教中文、教英文、會帶學生去釣魚、打籃球，讓我覺得「好像也可以一起玩玩看」。老師讓我知道這裡的環境是可以到處跑的，不用在意鐘聲，想要出去教室就出去，準備好想要進來就進來，「哇！原來世界上有這樣子的地方！」封印已久的靈魂好像終於被釋放。
當時影響我最深的是一位原住民老師林義賢，他是烏來第一位泰雅族的老師，他滿肚子的故事，教我們怎麼和野生動物「互動」，以及許多原住民的事情。我記得有一回，教室跑進一隻很大隻的「臭青母」，林老師直接一手抓起，把臭青母當龍捲風甩呀甩，然後丟在我們面前說：「趕快抓起來！」所有小朋友先是「哇！」大叫了一聲，接著我們一個個用小手掌一起把蛇壓制住，再把牠抓起來，超級有成就感的。換作其他大人可能會嚇壞，或是叫我們趕快逃，但因為老師知道臭青母是無毒的，所以才這麼做，這其實也是在教我們：「一件事情危不危險，和經驗與判斷力有關。」
林義賢老師在山上會自己蓋房子、蓋鐵塔，甚至自己做溜索，是我們的偶像。我從小就開始跟著他動手做、學修水電，也感受到原來大自然這麼有趣，什麼都可以玩，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己來。透過林老師的帶領，我一開始接近山，就不是用「登頂」和「征服」的角度去思考，而是透過原住民的文化去理解，怎麼跟大自然共存。那時候學習到的很多技巧，無形中都成為我日後攀登高山的能力。
雪山東峰第一座百岳，赤腳登頂與山交朋友
在毛毛蟲學苑念了幾年，爸媽想知道，我是不是有被「改造成功」，變得會念書了？14歲那年，家人帶我去師範大學做智力測驗，當時這個檢測才剛引進台灣，第一次操作電腦介面雖然很新鮮，但我根本搞不清楚回答的規則，就在鍵盤上亂按一通，結果拿到了一個超級低的分數，顯示我「智能不足」。
但這個結果並沒有打擊到我，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都不會、只是不懂得操作電腦而已。後來想想，這個智力測驗反而拯救了我，因為爸媽不敢把我送回體制內國中，也是在舅舅的牽線下，我繼續在體制外的苗栗全人實驗中學就讀。全人是台灣第一所做登山教育的中學，在這裡，我正式學習專業的登山技術，走進登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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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的傳統是每年秋季要去登一座百岳，並且由學生全權負責寫計畫、規劃登山行程，當時指導我們的歐陽台生老師，從國外引進獨立自主的攀登方式。我那時體能就很不錯，渴望獨立的心和登山培養的自主性一拍即合，吸引我認真練習，在國高中階段，就已經登過雪山、大霸尖山、玉山、北大武山、南湖大山等台灣百岳。
記得第一次和百岳相遇，也差不多是在14歲，當時站在通往雪山東峰山頂的岔路口，我思索許久：「我的第一座百岳，要怎麼登上去？」最後決定打赤腳走上去。我想到，自己是來自鄉下的小孩，放學路上我們最常把鞋子拎在肩上，打赤腳走路回家，我應該用自己的天性來跟這座山接觸、對話。就這樣，全校就我一個人打赤腳登頂，這對我意義非凡，當時光著腳走在山路上，石頭壓在腳掌上的感覺，到現在都很深刻。
這個第一次經驗，為我之後選擇用更純粹的方式登山埋下一顆種子。只要情況許可，我會以無氧（不攜帶氧氣瓶）方式攀登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以更平等的方式來親近山林。因為登山原本就不是為了要登頂，或站在山頂上拍照、打卡，我想要認識山、把山當朋友，想和山分享我的想法、也想知道山的回應。好比說，我用無氧的方式挑戰身體極限，山可能帶來暴風雪或給我各種考驗，那我會試試看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如果真的不行就下山。畢竟，我不需要去贏過這位山的「朋友」，也不需要一直留在「山朋友的家裡」。
打工、閱讀、練功，暴風式成長期
從毛毛蟲學苑到全人實驗中學，我最大的改變是建立了自信，雖然還是不多話，因為在國小我是同學中年紀最大的，林老師什麼事情都叫我帶頭先做。在全人時期，我渴望獨立生活，所以放假就留在學校打工賺錢，我很喜歡留在學校，因為住在家裡爸媽總是「過度關心」，問東問西。放學後，同學都走了，是我覺得最自在的時刻，我們學校很漂亮，此刻非常安靜，好像全部都屬於我一個人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時候的我學會用割草機，全校的草皮都是我整理的，甚至教室的木頭地板，也是我一片一片鋸出來鋪上的。這些事情都要自己想辦法從零開始去完成，想想很有成就感，要讓現在這一代的小孩做這些事情很難，多半大人都弄好了，學習的路徑也都固定化，孩子學習的機會反而變少了。
從小我都被認為「不會念書」，其實只是開竅比較慢、不適合體制內的教學方法，實驗學校讓我從自然環境中學習知識，也讓我慢慢愛上閱讀。我記得自己第一本閱讀完的書是《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這本書描述小男孩小樹與爺爺奶奶在山中生活，從自然界領悟生命奧妙和人生道理。爺爺帶著主角小樹去理解大自然的法則，調整自己的生活步伐與山林融為一體，這和我自己的成長背景很相近。我記得，書中有一段文字的畫面非常美：
山在熱烘烘的晨曦照耀下開始膨脹，發出劈的聲響，並且伴隨著它長長的呼氣聲，朝天空吐出一縷一縷的蒸氣。當陽光解除了與樹木們死氣沉沉的冰封盔甲時，山還砰砰地低語了幾聲。 爺爺一直注意著這一切，我也一樣。我們還留神傾聽隨著林間低聲呼嘯的晨間微風，以及各式各樣的聲響。 「山正逐漸地活起來了！」爺爺輕聲地說道，眼睛仍是專注地望著山。 「沒錯！」我答道：「她復活了。」突然間，我發現我自己和爺爺共同擁有的這種感動，卻是大部分的人從未經歷的。
我一直對大自然很有興趣，所以，我也讀法布爾（Jean-Henri Fabre）的《昆蟲記》（Souvenirs Entomologiques）、徐仁修寫的探險書等，這些書都是陪伴我度過青少年時期很重要的養分。這大概可以證明，14歲那年的智力測驗一點也不準吧。
上大學夢碎，從木工師傅轉回登山教育
我的登山技術和知識在全人時快速累積，當時，我覺得自己體能很強，而到海外探險一直都是我的夢想，如果高中畢業後就能投入海外攀登，有可能25歲前就已經完成全世界14座8,000公尺山峰的攀登紀錄。但爸媽一直認為出國登山太危險，希望我好好讀書、考大學，而且海外攀登需要有經費，我沒有資源可以支持，也只好向現實的生活壓力低頭，先去準備考大學。
結果，大學兩度落榜，成為我人生中滿大的挫折。特別是重考時，在補習班窩了一年，最後分數其實考得不差，覺得滿有信心，自以為志願卡隨便怎麼填都有大學念，100個志願天真地只填了13個，最後一間學校都沒上。當時覺得天崩地裂，對念大學的美好想像一夕夢碎；最快把我拉到現實的是爸爸，他沒有太多指責，只淡淡地問我：「要不要再讀一年？如果沒有想要再讀，那就是去做工。」那時候我也拉不下臉來，「那就做工吧。」
爸爸早年是滿厲害的木工師傅，搬到台北後在市場殺雞。就這樣，我大概有7、8年的時間都在做木工，我個性上最大的優點就是很願意幫忙，也很肯學，大概學兩、三年就出師了。做工幾乎沒有時間登山，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出國的夢想，只是務實地認為必須要先賺到錢，再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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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考證照，變成木工師傅，甚至覺得要提升技能，想到國外學室內設計，目標是向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學習，他過去也曾是木工師傅，但最後的出國計畫還是失敗了。後來，全人實驗中學邀請我回學校指導戶外探險與體育，就這樣繞了一大圈，又把我帶回體制外學校、帶回山的面前。只是這一次，我是以老師的身分。
這個決定對我爸媽來說是二次打擊，他們原以為把我「拉回正軌」，安分做個木工，其實每個月要賺7、8萬不難；但回到學校當代理教師，一來薪水不穩定，二來他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去做「危險」的事情。但是我經常看台灣的教育，想著下一代小孩的成長，我自己是過來人，如果台灣9成的小孩都是循著傳統教育體制長大，台灣是沒有希望的。我覺得自己這一代有責任回到體制外，去撐住這個反體制的力量。
30歲，正式成為專業高山探險家
我開始踏入專業的高山探險領域，差不多已經30歲，時間算滿晚的，但是回頭來看，每個階段的我都像是在為此時做準備。登山教育的核心是自主，但我們的文化很難真正放手相信孩子；而我從小就一直在尋求掙脫父母、自己作主的機會，我一直維持著很好的觀念和體能，所以我很快就能接上。
2012年回到全人教書後，我先是和幾位好朋友相約攀登北美第一高峰德納利山（Denali），圓了久違的海外攀登夢想，也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登山家的樣貌，深深觸動內心。在站穩第一步後，無論是對自己的技術，還是對於台灣人跨足到更大的世界舞台都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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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入選歐都納贊助的「八千米攀登計畫」，我登上的第一座8,000公尺高峰是全球第13高峰──迦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簡稱G2）。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台灣人攀登G2的紀錄，這次攀登不僅代表台灣的新紀錄，途中更碰到隊友黃文辰登頂後失足滑落的意外。8,000公尺高山上考驗著人性與抉擇──究竟該救不該救？該怎麼救？最後成功救回隊友的經驗，也證明我始終深信的：「比起登頂，更重要的是平安下山，由自己來訴說這些精采的故事。」
談到冒險，很多人以為我是「不怕危險」，事實上我最常說自己「最怕死了」；但是，我更害怕躊躇不前而不敢探向未知、失去冒險的勇氣。我從很小就知道面對「死亡」是什麼感覺，從兒時鄉下家裡會殺雞、殺鴨來吃，到曾經全程目睹飼養的小狗，因為誤食毒藥，被醫師宣告無救，眼睜睜看著狗狗從還有意識掙扎，全身掙扎像炸裂開撐到極致，瞳孔睜到最大，至最後慢慢死去的過程。那種衝擊很直接，但對我來說又有點美，是一種會想讓人好好珍惜那種逝去的美。
為什麼「不」爬山呢？希望能撐起下一代的勇氣
我從以前到現在，每次出發遠征都幾乎很少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很不喜歡家人問我在哪裡。爸媽總是覺得，我這個孩子出去就是不見了，回來好像撿到的，我也不希望他們太擔心。
2024年我失去了最親近、也是最好的登山夥伴張元植。元植是我的學弟、幾乎親如家人，他母親是我的乾媽，我是最早接到他發生意外消息的人。但多年的相處，我們有深厚的理解與默契，也曾談過「這一刻」如果來臨希望處理的方式，第一時間我盡快啟動留守團隊、陪伴元植家人。至於自己，至今仍會在夢裡和元植相遇，有時「忘了」他已不在身邊。從事探險、教探險教育，我知道面對死亡是不可逆的結果，所以更會珍惜現在，也盡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所有會的東西分享給大家，那就足夠了。
總結人在世間上不過兩條路，一條是「人與人爭」，活在一個互相勾心鬥角、爭奪資源的世界；另一條是「人與事爭」，就事論事解決問題，世界才會進步。如果是相同的終點，我會希望現在的選擇可以幫助當代向前推進，撐起下一代的勇氣，打開膽識教育的想像。
常常會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爬山？」我只想反問：「為什麼不呢？」現在的教育體制把面對大自然的真誠剔掉了，讓人們忘了回到山裡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我想和14歲的自己說⋯⋯
阿果，你做得真棒，不管別人的話有沒有聽懂，都願意先聆聽，把自己當作一塊海綿，願意去做、去吸收。另外，你不要再害羞囉，如果能有更多機會開口講話，理解世界的速度會更快一點；也不要害怕失敗，不要被父母給的情緒壓抑住，或是想要去迎合他人，反而你會有更好的機會。
呂忠翰生命史
【我的14歲】專欄介紹
14歲、國中二年級，俗稱「中二病」的好發期，希望自己獨一無二，卻還不夠自信和堅定，身體和心理都是小孩以上、成年未滿的狀態。這是串連純真和成熟的交界，走過這裡，也許前途豁然開朗，也許依然懵懂不清，無論如何千萬不要太擔心，人生沒有「最佳路徑」。這個專欄是寫給「現在」、「曾經」以及「即將迎接」14歲的你，這個專欄裡的每一個大人，都和你有過一樣的心情。
除了在《少年報導者》網站閱讀或聆聽不同人的14歲故事，你也可以透過我們出版的實體書籍，與各領域達人近距離交心：
誰幫我們完成這篇文章
攝影
《報導者》攝影師。有志於影像書寫的紀錄者，相信說故事是開啟深度交流的關鍵鑰匙。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享受在攝影過程中觀察人與人的互動，並試著將人文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正努力推廣台灣的攝影教育，協助規劃「在地影像扎根計畫」，興趣是探索城市的B面，希望保有持續做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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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攝影師，面對多元的案源與題材，將感受與看見透過影像傳達，不管是物理上或是感受上，這項工作都能帶我看見更多的世界。目前正在進行移地創作計畫，在不同地方生活，會為我帶來有趣的內在衝擊，希望能趕快完成有趣的作品。
核稿
《少年報導者》總監。從沒有手機和電腦的時代開始當記者。記者是挖礦人、是點燈人、是魔術師──要挖掘世界的不堪，為喪志的人點燈，將悲傷的事幻化成美麗的彩虹⋯⋯常常會失敗，但不能放棄去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