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TIDF青少年評審團獎】《沒有她們的星球》── 一個女性跳舞、歡唱都是罪孽的世界
刊出日期 2024.07.10
每2年舉辦一次的TIDF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2014年起增設由青少年評選出的「新世代觀點獎」， 2016年這個獎項正式定名為「青少年評審團獎」，把不同國家、不同風格及多元敘事的紀錄片帶到青少年面前。
今年共有60位高中生錄取青少年評審團培訓營，在經過數天的電影觀賞、影像討論、課程訓練後，最終挑選出18位正式組成青少年評審團。評審團需提出各式各樣的行銷方式宣傳影展資訊，例如本屆有人製作影展貼圖、選片心理測驗、Instagram特效等。
評選的第二天晚上，由於已經看完除《星球》外的5部片，開始出現支持不同影片的幾個小團體。《小鬼》記錄下被攝者青年時的心境轉變，更彰顯出時間淬鍊下，現實生活的愛與難，因此頗受評審好評，聲勢最大。
然而當《星球》播畢，再加上馬拉松式的討論後，許多評審紛紛轉換陣營。首輪投票，《星球》以7票斬獲第一，《失去》以些微差距緊追在後。接著進入拉票環節，如果《星球》過半便會確定獎落誰家，各影片的支持者紛紛大力拉票。雙方講得有來有往，甚至還在想如果平票要如何繼續下去；然而預想情況沒有發生，最終《星球》因成功地交織多元的呈現手法，提醒我們自由的脆弱，民主的珍貴，引發青少年的深思，以2票之差勝出《失去》。
《沒有她們的星球》（My Stolen Planet, 2024）
202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青少年評審團獎
《沒有她們的星球》裡重複出現的年幼照片，表達導演不想「遺忘」的強烈意志；陌生人的膠卷影像，詮釋片中「我從未離開伊朗，但也不在伊朗」的無奈感；他人的拍攝影片，顯見威權下人民的傷痛和恐懼；新聞媒體的拍攝畫面，展現人民激發的怒火；舞蹈、歌曲的渲染，展現伊朗女性笑而不哭、勇敢而不悲觀的堅韌。
開放的過去、封閉的現在，奔放的家內、拘束的的戶外，兩個平行世界和多元的呈現手法交織，提醒我們自由的脆弱，民主的珍貴，這不僅僅觸動觀眾們的心，更引發青少年的深思。
導演｜法拉娜茲．沙里菲（Farahnaz Sharifi）
1979年出生於伊朗，畢業於德黑蘭大學，主修電影，為國際知名電影剪輯師，亦是導演及作家。剪輯作品《Radiograph of A Family》，獲得2020年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紀錄長片。因為喜好蒐集陌生人的照片、家庭錄影帶和手機拍攝影像，個人電影創作常運用檔案素材。由於受到伊朗政府打壓，創作自由受到備受威脅，她自2020年底流亡異鄉至今。
以溫暖的視角，述說伊朗女性的生命與自由
當觀眾習慣以導演主觀視角看待電影時，檔案影像可否開闢出一條嶄新道路，去拓展人們的視野？本屆TIDF其中一個單元「解放與挪用：檔案變形記」即是以此為核心，《颼颼咚隆喀嗞》藉由過往的家庭錄像來建構導演自身對真實的理解；《記憶抹煞》透過各國過去影片塑造導演史觀。《沒有她們的星球》也嘗試如此進行，以膠卷和數位影像不斷深化伊朗革命下的社會。
1979年，伊朗爆發何梅尼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成為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同年3月8日，導演法拉娜茲．沙里菲（Farahnaz Sharifi）出生，於此同時，伊朗女性也正發動一場女性運動，試圖推翻被迫戴上頭巾的命運。然而運動失敗告終，這樣的背景使她在求學階段便看見了佚失的世界，那些獨裁政權渴望銷毀的歷史。甫出家門，就必須戴上頭巾，甚至必須大喊「打倒美國，美國去死」才能上課。
然而，導演很大程度地避免完整描述這段歷史，轉以更加溫暖的視角出發──暴政之下的庶民該如何生存？又如何反抗？
電影開頭，導演透過黑白舊照片，帶領觀眾回到那由高舉手臂的女性所塞滿的大街，回顧1979年的女性運動，畫面由遠慢慢拉近，象徵著電影從此刻，導演將透過影像挖掘追尋本片主幹：女性、生命、自由。導演也穿插過往的自身照片，包覆頭巾的證件照，開懷燦笑的休閒相片，拘束和奔放的對比，凸顯平行世界的矛盾不自然，更透露自身和本片議題的深深連結。
沉封的膠卷中尋回「被偷走的星球」
在手機尚未在全球流通時，伊朗革命就已開始，再加上後續政府極力銷毀紀錄，本片的地位更顯重要。透過膠卷裡充滿生命力的舞蹈，向觀眾傳遞女性曾經擁有的自由，卻在詭譎音樂和控訴台詞裡，不斷提醒正在觀看的人們，這是被遺忘的過去。
而親自拍攝到蒐集膠卷的脈絡中，得以窺見導演從原本對影像的熱愛，漸漸拓展到伊朗的社會議題，再憑藉近似性質的影像堆疊，於集體失憶的背景，讓觀眾穿梭其中，去找回被偷走的星球。
「跳舞成了罪孽，女性的聲音成了罪孽，音樂成了罪孽，喝酒是罪孽，沒戴頭巾是罪孽，享受是罪孽，但遺忘不是罪。」遺忘吞噬導演年邁的母親，她忘卻了革命前女性該有的自由與光彩，衰退的記憶僅存尊貴的真主阿拉和最親愛的家人，她是伊朗獨裁政府所期待的女性角色，卻也是導演最害怕的模樣。
縱然導演不斷透過對話、繪畫試圖減緩母親的衰敗，但直到母親的逝世，一切都似乎於事無補，導演的這番作為，我們可以解釋這是對母親的一種關懷愛護，同時可視為導演對於「遺忘」的不甘願。
無論是海外與伊朗當地，抑或是女性和掌權者，都如平行世界般被一條清晰的界線劃開，無法靠近，電影則透過底片的時間痕跡來體現「我從未離開伊朗，但我也不在伊朗」這點。
到了數位時代，平民得以利用手機記錄更多難以想像的暴力。如果開槍成了稀鬆平常的事，如果生命變得廉價，如果女性權益不被看見，這場爭取了40年的運動會如何發展？導演透過友人傳達兩種立場，輪迴或已度過難關，然而COVID-19新冠疫情似乎為這道題目下了解答。人民被禁止打疫苗，死傷人數也在假數字背後隱藏，痛苦蔓延到所有人身上。所幸醫護人員還在堅持著，在手機記錄下的短片中，她們跳著輕快的舞，好似困難都能被解決，然而令人不安的配樂再次響起，一切又遁回那個永無出路的迴圈。
2022年，導演沙里菲來到德國，卻依然下意識地尋找頭巾；數週後聽聞友人在伊朗被捕的消息，且導演過去留在伊朗的個人紀錄和收藏也被拿走。可見離開伊朗，噩夢依然圍繞她們。本屆TIDF另一部類似題材的電影《我最可憎的敵人》把這份噩夢具像化，透過演戲創建導演對政府的思考。比起《我最可憎的敵人》，《沒有她們的星球》採用更加直接的批判傳達導演堅定的立場，於是在旁人錄製的素材中，每一段都是極其恐怖的內容，甚至連記錄者都不慎死亡。
在滿目瘡痍的世界中，如何為爭取自由盡力？
但導演沙里菲依舊關注她熱愛的國家、渴望的自由，唯一的不同，是頭上的枷鎖已不再。她可以光明正大地手持攝像機，在抗議伊朗政府的人群中，展現並記錄下她最真實的那一面。「我不知道這些膠卷是誰的，也不知道這些人還在不在世上，」還有人努力對抗不合理的世界，有人圍著正燃燒的頭巾跳舞，也有人在街道上甩著頭巾吶喊。
尾聲，鏡頭回到那張黑白舊照片，導演採用不同的手法，畫面逐漸拉遠，從三五隻高舉的手，到人群蔓延無盡頭的街道，表明著在這革命之路，困苦艱辛使人覺得自己在單打獨鬥，但別忘卻這路上充斥著無數意念相同的革命者，絕非孤單一人。而最終那張脫下頭巾的童年照片，和女童揮舞頭巾疾呼「女性、生命、自由」的影像疊加，在口號中找尋被偷走的世界，就像膠卷裡看不清臉卻熠熠生輝的女性一樣。如同導演最後所說的：
「這次我要拿掉那塊布，不是在我的世界，而是他們的世界，在大街上。」
雖然時至今日，抗爭還盼不到盡頭，不過重點並非如此，而是我們是否能像片尾的小女孩，在這滿目瘡痍的世界中，為爭取自由盡一份心力？
在《沒有她們的星球》這部紀錄片中，評審團看見了女性的勇氣、膠卷的力量，更可貴的是自由民主的得來不易。身為青少年的我們，是否常常把現在自由的社會視作理所應當？評審團也在採訪裡提到：「會不會我們已經太習慣，就不再思考？」這個問題對青少年很沉重且艱難，但正是紀錄片的意義：
如何從他人的處境中，投射並思考自己的世界。
少年報導者×TIDF，透過紀錄片了解新世界
創立於1998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每兩年舉辦一次，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主辦，以「再見．真實」為策展核心，強調自由、創意、跨界。自2014年起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合作，增設以15～18歲為主體的「青少年評審團獎」，以擔任評審的培訓過程與角色，體驗影展、觀看世界。
《少年報導者》期待成為兒少「參與」與「共創」的發聲平台，讓兒少成為核心，不僅是閱聽者、也能成為議題與觀點的「評論者」與「報導者」。透過與TIDF合作，把反射社會變遷與價值省思的影片引介給同學們，同時由青少年自己撰寫影評，由他們新鮮的眼光及語言，誘發同世代讀者們對世界的好奇與理解。
誰幫我們完成這篇文章
核稿
《少年報導者》總監。從沒有手機和電腦的時代開始當記者。記者是挖礦人、是點燈人、是魔術師──要挖掘世界的不堪，為喪志的人點燈，將悲傷的事幻化成美麗的彩虹⋯⋯常常會失敗，但不能放棄去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