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性剝削如何撲向兒少？性剝削受害少女自我救贖之光──《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
刊出日期 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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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由公共電視《青春發言人》節目製播，以18歲的「小旭」（化名）第一人稱自述，14歲時受繼母家暴等家庭問題所困，走上被「包養」的經歷，甚至無法從黑暗狀態中走出，深受憂鬱症侵襲。好在成長過程中，遇到了不少能夠「接住」她的人，並靠自己的毅力，慢慢走出黑暗，迎來充滿希望的大學生活與人生。小旭在受訪過程中，多次希望以此影片，鼓勵那些也正處在黑暗中的青少年，期盼有天能和她一樣擺脫過往的陰影。
製作團隊從認識小旭到前訪、拍與不拍的抉擇，以及決定拍攝劇本、拍攝方法等，歷經1年多時間，才讓影片順利播岀。而為保護當事人，影片以演員及穿插動畫的方式來詮釋，原本希望由小旭本人配音，但考量在經由變聲後，無法呈現真實情感，因此，最後也採取他人配音的做法。
《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ME AND MY SUGAR DADDY, 2023）
2024年紐約電視電影節：娛樂節目教育／指導類別銅獎
美國紐約電視電影節（New York Festivals TV & Film Awards），迄今已有60多年歷史，每年吸引超過50多國作品參賽。由於參賽電視電影作品多元，也能反映出全球電視電影製作的趨勢。
《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是一部以真實的兒少性剝削受害者親身經歷改編的短影片，描述小旭14歲時為了逃離有繼母家暴的問題家庭，選擇走上被包養之路。年幼的小旭，同時受家庭及包養等心理創傷，出現憂鬱、自傷等情形，度過黑暗的時期。直到可樂姊姊等人給予她溫暖，才慢慢走出憂傷，並努力考上大學，重獲新生。她希望以自己的故事，鼓勵和她一樣遭受困境的人。
製作人｜鄭淑麗
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公視《青春發言人》製作人，曾獲「九歌兒少文學獎」首獎。曾著作兒少小說《月芽灣的寶藏》、《精靈的耳語》，以及《生命的十二堂情緒課》等。
導演｜李家欣
1980年生，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因熱愛影片拍攝，曾任電視台新聞攝影記者10多年。曾以《不能吃的秘密》獲第14屆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後轉戰節目及影片等導演，持續從事喜愛的影像工作。關注社會、青少年議題，並曾以《爸媽今天吃什麼》，入圍第55屆金鐘獎兒童益智類節目獎。
家暴離家的少女，選擇「不傷害別人、只傷害自己」的方式生存
晚上10點，公園裡的溜滑梯上躲著一個小小身軀，在靜默的夜晚，沒有人在意的角落。導演李家欣回憶，這場拍攝是一整天下來的最後一場，但是從清早拍到夜晚，包括製作人、燈光、企劃、執行等，沒有人顯露疲憊，因為這一場拍攝，對小旭的故事來說，「是最黑暗的時刻，也是迎向光亮的時刻。」
李家欣說，起初認識小旭時，她尚未進入大學，因此故事設定的結尾不夠明亮，但隨著接觸她的時間拉長，看著小旭真的上了大學，「我感受到小旭對未來的期待，擺脫過往悲傷的結尾，應該更有力量。」為此，李家欣特地用動畫畫出過去的小旭，讓現今更具活力的她起身離開那個曾經藏身的溜滑梯，正式和過去道別。
拍攝結束，故事也順利圓滿，但回到2022年年底，沒有人確定這個故事是否能順利說完。製作人鄭淑麗談起當初接觸到小旭，是因為認識的青少年中，有不少人關注兒少性剝削議題，且他們的朋友中也有曾受到性剝削的青少女。經由介紹，接觸了關注該問題的少女小旭。
當時鄭淑麗先透過電話聯繫她，小旭在電話那頭坦白地說，朋友口中的人就是自己，也逐漸從聊天中，了解其背景、辛苦的過去及創傷。鄭淑麗以往接觸的青少年往往談論著未來的學校選擇或是戀愛等，小旭對她而言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青少女故事」。雖然能感受到她願意說出自己的經歷，但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到底能不能拍攝，還是未知數。
「我們想要瞭解她，她也會想要了解或觀察我們，」鄭淑麗說，在陪伴中，逐漸了解到小旭成長在龍蛇混雜的社區，當她遭受家暴，想要自己賺錢脫離家庭，在沒有任何支持下，她詢問附近差不多年紀及家庭背景的同儕，「能不能去超商或手搖飲店打工？」然後得到「妳才14歲人家不會用你，不如去當詐騙集團車手、幫販毒跑腿」的回答。
於是，小旭選擇她認為不會傷害別人、而是傷害自己的方式──援交或包養。
影片製作過程，成為一場接力的陪伴
鄭淑麗剛認識小旭時，她仍存在情緒困擾，充滿不安，甚至會傷害自己。只要她打電話聯繫或約吃飯，鄭淑麗有時間就會陪她聊聊天，初期是很單純的陪伴，但到後來，「她情緒狀況不好時會傳訊息來，我們好像也成了她社會安全網的一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陪伴方式，」鄭淑麗說，小旭曾提到因為家庭的關係，以及繼母對她的暴力傷害，過年時經常自己一人在公園度過，當時接觸她的企劃便邀請她到家中過年，一起營造過年的儀式感。
此外，從小因父母工作忙碌，很喜歡看電影陪伴自己的李家欣說，她從電影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人生，也會對未來產生各種想像，因此，自己能做的是曾拿電影票給小旭，「也許她會看到不同人正在面對的人生難關，看到他們又是怎麼熬過來的」，讓小旭有能力成為影片中帶給別人力量的人。
「過去可能因為沒有人接住她，所以在她年幼時選擇包養，」鄭淑麗說，在與小旭接觸過程中，能感受出她在遭受許多困頓後，逐漸淬煉出的獨立、努力走出黑暗的毅力，旁人的陪伴只是希望多給她一些力量。
「我想成為一個榜樣」，說出自己故事，希望不再有人和她一樣痛苦
小小年紀背負各種創傷的小旭，有天向輔導老師求助，經由老師的協助與通報，輾轉來到安置機構，人生逐漸有了轉機。
「從安置機構出來後，我在網路上找了很久，想找到一個，和我有類似經驗的大人，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但我找不到，所以我想，或許我可以成為一個榜樣，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告訴那些跟我有類似經驗的小孩，我們不會一輩子都那麼痛苦。」
影片開頭小旭的這段話，也是故事確認拍攝的原因。
而讓故事能夠完整呈現的關鍵，是小旭過往當感到憂鬱時，寫下自己當時的心情感受。像是「過年時心理的感受」、「夜裡躲在溜滑梯的心情」、「上大學，做夢都沒想過自己能上大學」等細膩心情描寫，都成為劇本重要素材，讓觀眾更能同理一名邊緣青少女的孤單感受。
「小旭是很慎重的，」鄭淑麗形容，小旭看了公視《青春發言人》很多影片，甚至傳了一支有關憂鬱症女孩的影片給她相當信任的人，那人看完後，了解團隊會如何處理她的故事，因此，鼓勵小旭被拍攝、說出自己的故事。但這時候團隊仍顧慮，面對兒少困難議題，例如私密照外流受害者、自傷情緒困擾、性剝削等，影片播出後，當事人能否承受壓力。
「如果她是30歲、或已經站穩自己腳步，我可能不會擔心，但因小旭才18歲，不希望對她未來造成影響。」李家欣說，有次在攝影棚工作時，小旭看到其他主題已經一一進行拍攝，跑來詢問，「那我的會怎麼拍呢？是不是也是進攝影棚？」在和小旭聊天過程中，李家欣不斷分析影片播出後，她能否面對工作、戀愛，甚至結婚時等情境。「在處理兒少內容，我們必須替她多想很多，」李家欣表示。
「我也是跟著她一起成長的，」從彼此陌生到理解，團隊用一種舒服又互相不給壓力的方式來對待。當大家感受到，小旭真的想要說出自己故事的意願比剛認識時還強，李家欣說，尤其知道小旭即將上大學，她對未來充滿種種想像和希望，「我也慢慢放下，覺得她已經有能力承擔。」
「我想要成為一個榜樣。」鄭淑麗回想有次小旭說了這句話，依據過往經驗，當她賦予這項任務一種使命感，「希望分享自己經歷，避免別人再受苦，我覺得這就是準備好的狀態，」團隊也開始積極規劃如何呈現故事內容。
以戲劇和動畫方式呈現，保護當事人的身分與感受
過去節目處理兒少憂鬱等議題時，曾以紀實加上動畫的方式呈現。不過，李家欣考慮小旭是兒少性剝削的受害者，必須更審慎，「希望能保護她，也讓影片具有真實感及張力，」因此，最後決定不以紀實方式，而是類戲劇拍攝加上動畫方式，重新由編劇改成戲劇劇本。而這對團隊來說，又是另一個的挑戰。
以戲劇呈現，便需了解更多的細節內容，也要加入更多令人感到深刻的場景。李家欣舉例，小旭年幼時遭繼母家暴的情景，像是頭被壓入洗碗槽中的窒息感，那已不是哭泣可以形容，這場拍攝完成，現場所有工作人員都能感同身受到當時的絕望。
另外，影片中描述14歲的小旭與「Sugar Daddy」一起走出飯店房間，走廊上那種一前一後離開，以及當她自己搭上計程車，心中強烈的孤獨感，「司機是一種沒有語言的陪伴」。在拍攝時，李家欣不斷與飾演小旭的演員描述主角內心的難過與表情，「搭計程車離開的拍攝畫面，與場勘時看到小旭在車上的感覺一模一樣，我也感受到當時小旭的那種無助與孤單。」
什麼是Sugar Daddy文化？
Sugar Daddy通常是年齡較大、財務狀況較好的一方，他們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例如金錢、禮物、支付生活費用或提供其他形式的資源；相對的，提供陪伴與情感關懷、尋求經濟支持的Sugar Baby，通常是年輕一方。
讓鄭淑麗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提及小旭因害怕自己曾做的事情被知道，選擇跟所有人保持距離，所以用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孤單，包括想像自己喪禮不會有人來，或是從飛機上跳下來不會有人接住她，這部分也以動畫方式來表達她內心的世界。
此外，李家欣說，原本的劇本規劃，小旭與Sugar Daddy占滿大一部分，接住小旭的「可樂姊姊」相對較少，但為什麼她能有改變小旭的能量，以及拍攝後期小旭上大學後的轉變？她認為，這些溫暖及改變應該被放大，因此，最後調整內容所佔比例相同，目的是希望帶給人正向的力量。
台灣社會能不能有更多的「可樂姊姊」？
日本一本由職場性騷受害者談親身經歷的故事《療癒心傷：凝視內心黑洞，學習與創傷共存》，描述一種環狀島效應，也就是社會不理解也沒有人站出來時，環狀島會被淹沒海裡；但當有人站出來，或是媒體、社會大眾支持受到性騷擾或性剝削者，就是幫助水位下降的力量愈多，環狀島便會浮出，亦即很多事件及受害人將慢慢浮上水面。「加害者在哪裡？」鄭淑麗說，就在受害者的頭頂上，如影隨形，他們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有可能撫平傷痛。
鄭淑麗說，「很多被害者會覺得自己是不好的、糟糕的，甚至討厭這樣的自己，因而自傷，」但真正糟糕應該是Sugar Daddy，也就是性騷擾或性剝削加害者。
李家欣認為，不管是#MeToo或性剝削，尤其是對於兒少性剝削來說，應該被抨擊的是Sugar Daddy等加害者，但很多受害者還是不敢說出自己的遭遇。這個影片除了希望讓身處同樣困境的人、看見曙光，甚至有更多人願意成為「可樂姊姊」來接住他們，也期待對於加害者有更嚴厲的懲罰，例如在國外有針對類似事件的職場規範，加害者是無法再回到職場的，台灣也需要這樣的法治魄力。
或許正是說出來的勇氣，以及很多人的支持力量，現在的小旭已經走出自己的路，甚至開始成為支撐與保護別人的「可樂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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