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封控、真維穩──中國如何以網格化監控做防疫？

阻斷傳染病風險的三大手段分別是，治療或隔離、疫苗接種或抗病毒藥物預防性投藥，以及停班停課用以拉開社會距離。在新冠疫情初時沒有疫苗和藥物，都以封城和隔離作為主要防疫措施。

2020年1月23日，中國武漢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封城的城巿，震驚世界。3個月後，病毒入侵歐美，歐洲國家也開始陸續實施封城，甚至全球各國進行邊境管制，封鎖國境。不只中國，西方國家部分地區也採局部封城。

「當新冠肺炎剛開始爆發時，全世界對它並不了解，」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陳秀熙解釋，當時尚未開發出疫苗與治療藥物，因此，對於染疫者及接觸者採取隔離措施，這是公衛對抗傳染病的「古老方法」。

中國與世界各國防疫進度落差

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是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公衛危機。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文軒表示，中國一開始想到的就是「封封封」，這也與他們過去進行社會管理與監控體制有一定相關性。這樣的思維也與方艙醫院的概念相同，只要染疫，就關起來，就像威權主義下，將思想犯或政治犯集中管理，也都是為了「維穩」。

之後封城和方艙醫院的手段，歐美國家也曾採用。2020年3月時，義大利新冠確診人數居全球第二，為了防堵疫情擴散，政府宣布封鎖政策，卻有許多市民不遵守規定，仍出門遛狗、美髮。當時義大利瓜爾多塔迪諾市（Gualdo Tadino）市長普列斯休提（Massimiliano Presciutti）還曾大罵：「為什麼一定非要在這時候遛狗！ 」

不過，中國和歐美國家的差異，在於疫苗出現後，歐美國家在2021年底，疫苗三劑覆蓋率提升，抗病毒藥物也出現，又發現COVID-19變異種Omicron轉向感冒化輕症趨勢，便逐步開放，回歸正常生活。

中國卻成為全世界最後一個嚴格控管的地區，主要是科學防疫的手段和態度的差異。

歐美、台灣、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都有管制邊境，而封城的程度則有所不同。

• 歐美：政府勸導式半封城，沒有嚴格封城手段，警察勸導鼓勵民眾不出門。
• 台灣：政府滾動式管理，分4級警戒，本土疫情爆發時，民眾會自主性封城。
• 中國：政府嚴控封城清零，人為實體監控搭配App健康碼等追蹤人民行蹤。

打了疫苗又如何，仍繼續動態清零

2020年底，新冠疫苗陸續研發問世後，西方國家加速疫苗施打，並逐漸看見解封的契機，中國卻走了不同的路。

「站在公衛與人道角度來看，有了疫苗與藥物後，就不需要繼續封城，」陳秀熙說，中國那時卻仍堅持清零，可能的原因是，中國雖然有自己研發的疫苗，即便有些數據認為中國疫苗保護力效果不彰，當面臨是否引進國外疫苗時，最後「疫苗政治決策的思維」獲勝，中國仍維持使用自己研發的疫苗。

中國有國藥、科興和康希諾3支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入緊急使用清單的國產疫苗，保護性和安全性被認為達到標準，但效果比起mRNA類（messenger RNA，信使核糖核酸）國際藥廠研發的莫德納疫苗、輝瑞BNT疫苗略低。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也提出，中國如果開放國外疫苗，等於承認西方科技的優越，而且中國當局透過官媒，長期宣揚「動態清零」優於西方國家的「與病毒共存」，若在當時放棄清零等於承認長久以來的政策失敗，「站在習近平的立場，絕對做不到。」

（不過，為何中國最後還是放棄清零、全面解封了呢？詳見〈一張白紙說了什麼？中國白紙革命掀開的人民信任危機〉）

「2022年1月，Omicron病毒株出現，是防疫關鍵決戰點，」陳秀熙也說，從Omicron病毒株開始，年輕人感染多為輕症，老人家重症相對較多，從此，許多國家走向大步解封，而中國仍與西方國家走向不同。

那些其他國家做不到的「監控」手段

「剛開始的封城圍堵，中國算是成功的，」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王弘毅認為，中國起初確實有效控制疫情的擴散，從每天幾萬人感染降到幾乎歸零；相較之下，西方國家即使封城也成效有限，原因之一是「共產國家有很多手段能運用，歐美當然沒辦法。」

哪些手段是歐美不能採用，只有中國能做到的呢？那便是中國把過去嚴密的社會監控方式，沿用到疫情的封控管理。

中國的社會監控，從早期北京的「朝陽群眾」（或稱西城大媽）就可看出脈絡。朝陽大媽曾多次協助北京警方，破獲明星吸毒、藏毒、賣淫，在防疫期間也起了作用，例如負責舉發不遵守防疫的民眾。

疫情期間，中國特有的「網格化」細密控管體系，更在封城、封控期間發揮作用，大批網格員在小區（社區）門口把關、測體溫、送物資，他們的任務從「維穩」變成「清零」。

這場封控又被視為是「假封控、真維穩」，成了社會監控的加強版。

習近平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後，不僅將實體監控往下扎根，也開始了網路監控，實驗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將各種網路工具與金融工具結合，進行信用評等。

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簡單來說是將實體控制變成科技控制，以減少警政、交通、行政等人力成本的增加，並且希望能發揮更好的威嚇效果。林宗弘舉例，在民主國家，信用評等是用於借貸管理，但中國將其擴張到各層面，小至交通違規、亂丟垃圾也要信用評分，一旦被扣點，可以影響能不能購買高鐵票、小孩能不能申請學校，每個地方有不同的實驗方式。

2014年，中國政府中央成立「 網路信息辦公室」，要求電商公司阿里巴巴、網路公司騰訊和各家電信公司等等，都需上交所有網路訊息，比如民眾搭乘的交通工具、購物的電子支付、網路社群的各種貼文等等，全都納管，監控方式等同是鋪天蓋地。

到了疫情期間，各地發展出不同的隨身「健康碼」、「行動碼」，只要一掃碼，每一個民眾的任何行蹤，都無所遁形；甚至因為科技控制，當白紙革命發生時，民眾會擔心很快就被發現曾參與活動，而不敢參與，因此，也具有維穩的作用。

台灣可以做什麼 ? 回歸科學防疫

最終，高壓清零措施讓人民反彈，引發白紙革命。白紙革命後，中國防疫政策急轉彎，帶動新一波確診高峰，全世界也因中國疫情資訊不明而嚴陣以待。

陳秀熙認為，中國不可能一直採取古老的封鎖方法，不只要考量人道，也應「科學防疫」，根據科學證據來訂定防疫政策。

陳秀熙舉例，青年、中壯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工作與生活型態。年輕人是經濟與各項社會活動主要參與者，年輕人若因疫情被限制，長時間失去朋友間的互動與關懷，在心理上也會出現孤獨感等情緒反應，中國青年學生發動白紙革命也與此有關。未來台灣的防疫政策，也須兼顧不同年齡、世代，推出不同的政策，進行不同的宣傳與衛教。

「談民主，不如談科學，」蔡文軒認為，或許在中國仍有不少學生相信，歐美的民主並不適合中國，但科學強調邏輯思維，如有機會，台灣的學生可以在兩岸交流中，多引實證交換意見，討論封控是不是浪費了成本？中國疫苗的保護效力如何？或許更有可能引發中國學生反思──這3年中國的疫情決策，是否符合科學？

面對疫情變局，路還很長。從「維穩防疫」到「科學防疫」，不同的指引，將走向不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