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
台灣國會的「黨團協商」是世界獨有？
刊出日期 202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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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的法律效力
黨團協商制度的源起，主要是因為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國會經常上演立委肢體衝突，打架次數甚至登上世界第一。當時，不論法案爭議與否，政黨都會彼此杯葛，導致通過率僅2成。1995年，時任立法院長的劉松藩裁定，委員會審定的法案須通過「黨團協商」，此一制度正式登上檯面。
1999年黨團協商正式法制化，之後歷經修法，雖然不再是所有法案都須交付協商，但多數到達二讀階段的法案會被送交協商，而黨團協商結論經黨團代表簽署，不但具有法定效力，經過院會宣讀通過後，也不能再反對。除非協商沒有結果，法案才可能會交由院會投票表決。
同樣有正式協商制度的南韓，也僅能就議程協商、不能處理結果。所以，台灣國會的黨團協商制度，可以說是其他民主國家前所未見的。
黨團協商等於黑箱作業嗎？
黨團協商常被民眾跟黑箱、密室政治連結，但目前黨團協商過程已放上立法院的IVOD議事轉播、全程公開。也有政治學者認為，這個制度亦可提供小黨發聲機會，協商過程中與大黨平起平坐、獲得比席次更高的影響力，不全然是壞事。
不過，黨團協商往往讓法案更容易被擱置，〈黨團協商機制: 從制度化觀點分析〉研究顯示，以第8屆（2012～2016年）立法院會期5515筆提案分析，交付協商的一千多筆法案中，僅不到四分之一的法案在協商期間內完成，42%提案協商都未完成，最後不了了之。
喬王「王金平」的達成率真的超高？
數據看來，王金平真的「喬功」過人，不過，其實有四分之三的協商，是由法案的院會說明人主持，還有些爭議到了王金平主持協商時，已被解決了。不過，立法院長若能靈活運用職位、聲望、資歷、人脈關係，透過勸導、說服，確實會讓兩方或多方協商代表都有了「給與取」 的空間，有助協商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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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報導者》總監。從沒有手機和電腦的時代開始當記者。記者是挖礦人、是點燈人、是魔術師──要挖掘世界的不堪，為喪志的人點燈，將悲傷的事幻化成美麗的彩虹⋯⋯常常會失敗，但不能放棄去做到。